起草《基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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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將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性法律文件，以法律形式把「一國兩制」概念規定下來。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基本法諮詢委員會於1985年成立，各自負責起草《基本法》以及徵求公眾對《基本法》之意見[24]:4。中國政府亦希望以此為澳門政權交接[97]和台灣問題的模板[98]。

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談及有關“一國兩制”含義、香港政制和中央與香港的關係等事宜時稱：

「……今天我想講講不變的問題。就是説，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國以後五十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還要説，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變，對香港的政策不變，對澳門的政策也不變，對台灣的政策按照『一國兩制』方針解決統一問題後五十年也不變，我們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政策也不變。……一個是政局穩定，一個是政策穩定，兩個穩定。不變也就是穩定。如果到下一個五十年，這個政策見效，達到預期目標，就更沒有理由變了。……」

「……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榮和穩定，五十年以後也繁榮和穩定，就要保持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這個特色，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對香港、澳門、台灣問題的處理，就是『一國兩制』。……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也不變，就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裡允許一些特殊地區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否則怎麼能説『兩制』呢？那就變成『一制』了。有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國大陸變成資本主義，叫做『全盤西化』。在這個問題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講兩個方面，『一國兩制』幾十年不變就行不通了。」

「……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關於民主，我們大陸講社會主義民主，和資產階級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權分立，多黨競選，等等。我們並不反對西方國家這樣搞，但是我們中國大陸不搞多黨競選，不搞三權分立、兩院制。我們實行的就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院制，這最符合中國實際。如果政策正確，方向正確，這種體制益處很大，很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避免很多牽扯。當然，如果政策搞錯了，不管你什麼院制也沒有用。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說，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該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嗎？最近香港總督衛奕信講過，要循序漸進，我看這個看法比較實際。即使搞普選，也要有一個逐步的過渡，要一步一步來。我向一位外國客人講過，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現在我們縣級以上實行的是間接選舉，縣級和縣以下的基層才是直接選舉。因為我們有十億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質也不夠，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條件不成熟。其實有些事情，在某些國家能實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國家也能實行。我們一定要切合實際，要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決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説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大家可以冷靜地想想，香港有時候會不會出現非北京出頭就不能解決的問題呢？過去香港遇到問題總還有個英國出頭嘛！總有一些事情沒有中央出頭你們是難以解決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呢？所以請諸位考慮，基本法要照顧到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産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但是總得干預嘛！……」[51]:215-222。

1988年4月，《基本法》草案首稿公布，並隨即諮詢公眾，為期5個月[24]:4。其中關於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的細節尚未定稿，1988年11月，委員兼作家金庸揣摸北京意思提出《雙查方案》，直接拒絕前三屆選舉雙普選，並提出於第三屆任內（2007-2012）舉行一次全民公投，以決定第四屆行政長官是否普選，以及第五屆以後的立法會是否全面直選。由於《雙查方案》直接拒絕前三屆選舉雙普選，當時香港輿論狠批他極端保守，被各界聲討。後來2010年代香港政界指《雙查方案》比起1997年後歷次香港政制改革而言已相對進取，1988年時當初不應阻撓[99][100]。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1989年2月批准了草案第二稿，以便作進一步諮詢，草案反映很多第一輪諮詢所得意見[24]:4。第二輪諮詢工作在1989年10月結束，起草委員會根據該輪諮詢結果，進一步修改《基本法》草案第二稿[24]:4。最後，1990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通過《基本法》草案第三稿與香港特別行政區區旗、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徽的圖案[24]:4，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根據《基本法》正式文本，香港實行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社會制度、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香港市民的原有生活方式、自由和權利也受到保障，確立司法獨立原則並讓香港全權處理外交和國防以外一切內部事務[24]:4。香港也可以享有全面財政自主權和擁有獨立貨幣制度，維持其獨立關稅區地位，以及直接與世界各國攜手合作去打擊戰略商品交易、販毒和非法轉運，並且保護知識產權[24]:4。

1989年香港的中國人認同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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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香港維園燭光晚會，哀悼當年汶川地震遇難學生同胞和八九學運學生同胞。極多香港學生、青年參與。[101]

1989年5月八九學潮令香港人催生了由「英屬香港人」到「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的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轉變。八九民運時，香港人全情投入參與，（5月27日）百萬人上街聲援；整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場中國民族主義洗禮，原來出生和成長於英治殖民地的香港人，……在情感上與中國大陸重新連接起來」，「對不少親身經歷過八九民運的50和60世代（即當年20至40歲的香港人）來說，這種‘香港中國人’的混合身份認同，是深印在腦海之中的時代烙印，並主導了八九年至今的民主運動論述 ── 香港人是中國人，中港兩地人民共享‘民主中國’的理想；香港人對建設民主中國有特殊責任，民主中國也是實現民主香港的策略。」[102]由此香港人與失勢的中國改革派合流，香港「充分感到國內華人彼此有着共同的政治命運，而這個政治命運又被看成是不明朗」。[103]此後每年香港均舉辦維園燭光晚會（直至2020年，警方開始禁止六四集會）。

何鴻燊建議聯合國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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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事件後的7月，港澳富商、“賭王”何鴻燊在記者會上發表其聯合國託管港澳的建議，翌日由親中派的《澳門日報》刊載全文，題為〈美夢成真？〉的文章，建議於香港與澳門主權回歸中國後，由中國政府將兩地出租予聯合國100年，作為新的聯合國總部所在地，並由聯合國託管。何認爲其這項提議，“符合中英、中葡聯合聲明”、“體現中國收回兩地之主權”、“提高中國在國際上之聲譽”、“冷卻及抑制移民潮的發展”、“亞洲人口最多，在亞洲設聯合國總部合理”。他認為此舉可兼顧中國收回主權與維持港澳原有制度，達致「一舉數得」，並有助於恢復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心，將港澳打造為「亞洲的瑞士」，“和平的聖地……因為港澳只有商業性的單純，所以便無受軍事攻擊之虞……各行各業都會迅速蓬勃起來，真正進入了一個空前未有的繁華境界，五十年不變，一百年不變”[104][105][106]。

8月15日，何鴻燊再聯同多位支持者開記者招待會發表「美夢成真」建議。 據何自述，此構思曾於中英談判之前的六十年代就提出，當時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邀請一眾香港富豪，如李嘉誠、鄭裕彤、霍英東、馮景禧、胡漢輝等人，討論香港澳門的前途問題，他向眾人提出此一建議以解決前途信心問題，席上眾人鼓掌支持，梁威林則「莞爾一笑」。有評論指，何鴻燊等商界人物在六四後提出這些具強烈商業意識的方案解決信心問題，方法與政治為本的民主派大相逕庭，反映後過渡期政治商業化趨勢，認爲這具有商業色彩的政治法門，直覺上是企圖“迴避政治矛盾同時保障區隔現狀”[104][105]。

90年代移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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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香港移民潮

1950-70年代在逃港潮逃來香港的人恐懼被秋後算帳，計劃再次移民。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更使香港人感到悲觀，1990至1994年出現了開埠以來最大規模香港移民潮，五年共有約30萬人移民外地[107]:21。加拿大温哥華、澳洲和美國是當時不少港人移民的熱門之選。在移民潮高峰，非洲島國佛得角也刊登廣告宣傳投資移民[108][109]。

居英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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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居英權計劃

1990年，英國政府宣佈給予50,000個家庭英國居留權，主要給予從事敏感職位的香港公務員等，包括警隊政治部、駐中国大陆記者等[110][111]。中方對居英權計劃表示不滿。

拆卸九龍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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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九龍寨城

九龍寨城是清朝遺留的外飛地，後來成為「三不管地帶」（香港政府不敢管、英國政府不想管、中國政府不能管）[112]。由於香港政府沒有司法管轄權[113]:16-17，九龍寨城成了充斥「黃、賭、毒」的「三不管地帶」[114]。

1987年1月14日，英國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拆除寨城的協議，並於原址改建為公園。

拆卸調景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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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雙十暴動和逃港潮期間，香港政府把大部份國民革命軍老兵驅逐至台灣，並劃定調景嶺眷村給留在香港的老兵。當時調景嶺沒有陸路交通可達，自成一局，居民長期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每年10月10日慶祝中華民國國慶等，香港政府並沒有干預。最終，調景嶺寮屋區在1996年被拆卸。

興建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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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香港總督衛奕信宣佈香港機場核心計劃，興建全新的香港國際機場等基建，耗資超過1200億港元[115]。由於此計劃耗資龐大，被中國政府質疑英方打算在主權移交前耗盡儲備，談判時引來雙方極度不快。

1991年9月3日，中英兩國簽署《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主要規定香港政府在完成機場核心計劃時，須為未來香港特區政府留下不少於250億港元的儲備。

1992年彭定康政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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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彭定康政改方案

1992年，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在宣讀施政報告時拋出政改方案，當中改革建議包括：

建議新增九個功能組別議席，讓合資格的在職人士可以在「新九組」中投票；

將投票年齡由21歲降低至18歲；

地區直選中實行單議席單票制，改善1991年選舉中「聯票效應」的問題；

取消立法局、兩個市政局及十八個區議會的委任議席；

成立選舉委員會，選出10位立法局議員，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由直選產生的區議會議員出任。

此舉引起中國政府大表不滿，指出有關改革未有諮詢中方意見和觸及「三違反」[註 6]。時任港澳辦主任魯平更直斥彭定康是香港歷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宣佈當年的立法局議員不能過渡成為第一屆立法會議員（即「直通車」的安排）[116]。同時決定「另起爐灶」，在1996年3月24日由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在深圳成立臨時立法會[24]:11，在1997年1月25日至1998年6月30日前的過渡期通過特區政府成立時「必不可少」的法例[116]。

並恢復中國香港行使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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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接儀式祖國後在1997年6月30日即農曆五月廿六（1997年7月1日，即農曆五月廿七）午夜十二點舉行，至子夜把工人在中環中區政府合署拆下以龍和獅為標記的舊香港紋章、以及代表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的皇冠徽號和「E II R」字樣，並且更換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區徽取代。另外，裝上港督府大門的英國君主的皇冠徽號和「E II R」字樣亦將同時移走拆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中英聯合聲明》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結束後正式長達156年的香港及英國人統治時代等，中港兩國政府由1984年12月19日正式簽署《中港政府時期聯合聲明》後，至1997年7月1日香港政權移交（九七回歸）期間的十多年，被稱為香港過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