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绿的案例

Vanguard：澳大利亚监管机构指控Vanguard误导消费者，声称其产品是基于环保、社会和治理(ESG)原则，该基金设计目的是为投资者提供对国际固定收益投资的敞口，同时排除与化石燃料、酒精和烟草等领域有关的公司。

但根据指控，该基金中的大部分债券发行者并未接受ESG调查。这一疏忽导致了与化石燃料相关的投资被纳入，例如Chevron Phillips Chemical和Abu Dhabi Crude Oil Pipeline等发行者。

BlueTriton Brands：该公司宣传系统性地减少塑料污染：在 2008 年承诺到 2018 年将 PET 瓶的回收率目标翻一番达到 60%，并且“到了最后期限，其回收率仅为 28.9%，不到一半目标。”与回收相关的行业数据证明整体回收率远低于 BlueTriton 或其他配水业务公司所宣传的水平。BlueTriton 关于其业务可持续程度的虚假和误导性陈述对消费者来说至关重要。

Reynolds Consumer Products： 其声明“回收袋非常适合您所有的回收需求”，“专为处理所有类型的可回收物而设计”，并且“这些透明袋子可以轻松对可回收物品进行分类，避免垃圾填埋。”此类声明被贴上“漂绿”标签，但因其使用的LDPE塑料并不是可回收的。

Ryanair：被英国广告监管机构指控进行漂绿，因为声称是“欧洲最低排放航空公司” 其广告以每位乘客每公里飞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基础，因为瑞安航空拥有最年轻的机队、最省油的发动机以及最高的航班上座率。但实际上并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

如何防范洗绿的行为？

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会于3月28-31日在海南博鳌召开，今年主题为“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包容促发展”。在论坛期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在群访时被问及“洗绿”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如何应对的问题。马骏表示，马骏表示：“洗绿”、“漂绿”是他一直在关注的风险，可以从制定标准、强制披露、第三方认证三大方面进行应对。

首先，如果没有官方的标准是容易发生“洗绿”的。在2016年他在牵头起草绿色金融的前期意见时讨论过这个问题，目前看到的绿色金融框架里面有几个要素是专门用来针对“洗绿”问题”的。

第二个可以应对的举措是要有比较好的信息披露要求，最好是强制性的披露要求。因为虽然有了标准，项目启动之前经过第三方认证这个项目确实属于绿色目录当中的一个类别，但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有没有达到效果，这是不一定的，所以必须要有实际的披露，每年得披露所产生的环境效益到底多少，如果披露不是强制性的，想披露就披露，不想披露就不想，会影响披露的质量。

第三是第三方的认证，绿债里面有安排来给绿色债权进行第三方的评议，贴一个标。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绿色都有第三方认证的机制，贷款没有第三方认证的，还有ESE的产品未必获得第三方的认证和贴标，这一块还需要深化。

马骏表示：“三个大的领域做得好是可以防范和避免相当一部分的‘洗绿’和‘漂绿’的风险。还有新的转型金融，会不会面对假转型的风险，这个刚刚开始，我们要进行防范，在转型金融制定的过程中我们会强调要求转型主体整个的路径，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规划进行充分地披露，否则有可能出现假转型的风险。”

END

图片及内容来源互联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